一
临近表白的前几天，他外出培训物竞，不在启天营，所以我好几天没见他。
表白完的第二天下午上课前，他奇迹般地出现了。
这是我们互相表白后第一次见面。
从他绿色的身影出现在二报门缝里那一刻，我就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他也径直向坐在第一排的我走来。
他在桌子对面弯下腰来，拿起笔用他的思路开始给我讲我在线上问他的物理题。
我承认他的思路很新奇，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但我几乎没有听进去——我和他的头几乎碰在了一起，交换着彼此的鼻息。
我拼尽全力把注意力集中在题目上，可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离我好近好近……
这个耀眼的男孩，终于来到了我的身边。
启天营中间有一天晚上是那一届毕业的学长学姐在一报做经验分享。
他在散场的时候，才从门外出现。
我和他一起走回宿舍。
突然他停住了脚步，在饭堂门前这片开阔的空地抬起头。
我也停下了，两人一起仰直了脖子——好多的星星！
像用粗细不一样的银针戳破了夜的帷幕，帷幕之后是滚烫而明亮的光。
他说：“看啊，最亮的那颗，应该是天狼星，旁边是牵牛星、织女星；还有金星…… ”
我知道，他一直向往的是航空航天专业。
后来他去操场拍了一张星轨的照片。
画面主体是启天楼，斜上方的天空划过几条星轨。
我截了那个星轨的一段，作为自己的手机锁屏。
这一用，就是五年，即使我高考完换了手机，用的还是这个锁屏。
接下来是短暂的分别。
当时我还一心向学，而且对谈恋爱这件事情不置可否，我和他的语言仅限于毫无端倪的正常交流，除非他主动开一些暧昧的玩笑。
也正因如此，他还是找我找得很主动，要么是很热心地给我介绍高中的学习，要么是很无赖地抓我帮他写作业——我为此还发了一条“非法强迫劳动罪”的说说来控诉他的罪行。
.
二
当时因为疫情，中考延误了一个月。
启天营结束以后十几天就马上开学报到了。
报到那天的安排是同学们早上去宿舍放行李，下午三点到教室集合，我被要求去教室布置收拾一下。
就在我歪打正着地找到教室在哪、在讲台上布置材料的时候，有个脑袋突然从前门探出来。
我于是使唤他帮我一起收拾教室。
后来张之鸣也来了，说这个教室没有空调，要么把整个教室的东西往下搬，要么把空调往上搬，问我有什么区别，该怎么选。
邓子丞站在一旁自来熟地接话：“区别是往上搬是做正功，往下搬是做负功。”张之鸣这位物竞老师嘿嘿地笑了。
正式开学以后，他给我主动发消息发得越来越少，回消息也回得越来越不及时。
秋季学期我们有班级辩论赛，我和楚珊姗本来打算一起参加，但由于咳得厉害，楚珊姗最后只能和其他同学一起上场。
邓子丞得知我们要打辩论赛，积极向我推荐了辩论大佬陈玮学长，也是他的隔壁班同学。
我便拜托他帮我约了一个周四的中午，和他在方形二楼食堂吃饭。
我没有陈玮的联系方式，只能通过邓子丞帮忙联系；但那天中午邓子丞突然消失，我给他打了无数个电话、发了短信，他也不见踪迹，我最后也没见上陈玮。
我自然是把他痛骂了一顿，但我已经不记得他当时的解释了，好像是手机没电了。
类似的事情不止发生过一回。
有次我让他中午帮我打饭。
因为他最后两节体育课，可以先去饭堂打点好吃的，而且那周他们班值周，他会在饭堂门口维持单项进出的秩序。
我大概十二点十几分到达饭堂门口，来来回回绕着四个饭堂走了几圈，都没见他。
问他们班的同学，也没有人知道。
熙熙攘攘的饭堂里，大家有说有笑，迈着有条不紊的步伐，只有我横冲直撞，穿过人与人的缝隙，却不知道要跑去哪里。
当时我既担心失望，又满怀希望，总是幻想着下一个转角就能在人群中一眼把他的身影拎出来，像千里迢迢横跨大洋前赴阿拉斯加的淘金者。
渐渐地，我急促的步伐慢了下来，眼神空落落的，心如死灰。
碰到一个丁任飞，像被上了发条一样没有思考地问了他是否看见邓子丞。
得到仍是否定的答案。
我便借了他的饭卡，慢吞吞地在饭堂排队打饭。
我看上去神态镇定，甚至不屑一顾，实则心里像被沾满了水的海绵卡着，堵着，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回到宿舍，我急不可耐地打电话给邓子丞。
打了几回，他接的时候，宿舍已经关门好几分钟了。
我质问他，他说他刚回到宿舍，刚刚下了体育课就去通用技术教室摸鱼，连自己也忘记了打饭，更别提我了。
他说，孙若熙对不起。
只有一句话。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我明明白白地知道，近二十分钟的焦灼和无数次询问怎么可能用一秒钟的一句话轻飘飘地浇灭。
沉默了很长时间，我恍恍惚惚地挂了电话。
我现在写下这些文字，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三年前的失望、无助、气愤被搅成一锅糊的粥，放凉发霉到现在。
大多数时候我选择了忽视，但我从未遗忘。
.
三
他一直对拍星星情有独钟。
高中第一次段考的前一天晚上，我和楚珊姗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接到他的电话：“把你的聪明机借我用一下，我要拍星星，我的聪明机放家里了。”
我觉得好气又好笑：“明天就段考了，你还拍？段考完再拍不行吗？”
“现在天气好，拍得到星星。段考完可能天气就不好了。”
他在我回宿舍毕竟的三岔路口截到了我。
那晚没有拍成功——我忘了告诉他，我手机设置了自动关机。
第二天晚上他拿了他的手机。
这回成功了。
早上出宿舍时我恰好碰见他，于是他把照片传给了我。
照片下部是依稀可辨的男生宿舍楼，上部被辽阔的黑幕覆盖。
几道星轨划破沉寂的黑。
似乎仅此而已，但我的心却被那纯粹的浪漫划破了，有涌动的感情一点一滴渗出，是对生活的热情、对宇宙的向往，也是对他纯粹的感情。
第二天晚自习前，我翻上阶梯教室的楼顶，跪在混凝土板上用三脚架架起手机，对准星星最多的那角天，设置延时摄影。
晚自习课间来看时，却发现手机已经因电量耗尽而关机，相片未存。
唯一一张照片是第三天楚珊姗将手机架在操场的主席台上存下的，但画面中只有唯一的黑色，星星的影子无处可寻。
将手机安置在主席台那天，是段考完第一天，也是邓子丞的生日。
之前没有听到他说有关生日的任何安排，当天下午我才接到他的电话：“今天我爸在家里做了蛋糕，你去我家一起过生日吗？”
“……还有谁去？”
“我还没问啊，我先问你去不去，你去再问。”
我在操场徘徊许久。
那天是周五，是我们回家的日子。
犹豫担心过后，我终于决定给我妈打个电话请示一下，没想到她答应了。
于是我第一次去了他家里，和黄含默、罗美婷。
罗美婷先回去了，邓子丞妈妈让他送一下我和黄含默。
我们仨从南门返回学校。
因为我还要去拿快递，所以黄含默先自己回了宿舍，留邓子丞陪我。
我和邓子丞一起走进标有“阳光快递”的大门，灯光变得昏暗，四周是积灰的杂物。
在输入取件码的屏幕前，我把包背在身前，把手伸进书包里操作手机查看取件码。
取件码是八位数，一般来说我会四位四位地背下来，看一眼手机就在面板上输入四个数字。
我在查看取件码的时候，他站在我身后，趁我输取件码的时候，偷偷把手放在我的头上，轻轻地抚摸。
我的记忆系统瞬间停止工作，连四个数字都背不下来，只能抬头输入一个数字，低头看一下手机。
那是我取件最慢的一次。
拿到快递以后，我把快递放回宿舍，又和他一起走出南门。
那时候已经晚上九点多，学校里的人已经回家得差不多了，偌大的学校空空荡荡。
我和他从心致楼和心远楼之间的小路穿到通往南门的路上。
两个宿舍楼之间是茂盛的植被，在微弱的灯光下呈现出深浅不一的暗绿色。
几棵高大的树几乎把天空完全遮住，只留出零星的碎片。
我们俩都默契地一言不发，谁也没看谁，只是心照不宣地看着前面的路。
我的左手拎着我的水瓶，我们俩肩并肩靠得很近。
在这安静得快听到心跳的时候，邓子丞突然把他的右手往我这边伸，轻轻抓住了我的几根手指。
我本能地用右手接过左手中的水杯，他便更大胆地把整只手伸过来，完全地牵着我的手，和我十指相扣。
世界仿佛停滞了几秒，只有我们俩的脚步没有停下。
他轻声说：“你的手好冰。”
我也许是为了逃避可能的尴尬，故意大声地打趣，说：“我是常年小冰手。”
那段路好短，不一会儿就走到车行的大路上。
他松开我的手，往前快步走了几步，说，这里人多，容易被老师发现。
于是我们一前一后地走在不平的人行道上，仿佛两个陌生人，只不过在这条路上恰巧同行了一段。
.
四
十四中的同学，有上了高中以后在十四中校庆日聚集起来唱校歌的传统。
他刚上高一那会儿，恰逢十四中五十五周年校庆，便牵头十四中的同学，在二中录了一个华丽的视频。
如今我上了高一，这份重担自然落到了我的身上，就像当年《生存手册》的传承一样。
但我没他那么大的野心和组织能力，也没有碰到什么重要的纪念年份，于是只是向他讨取了基本的经验，确认了一些细节，像往常一样，找了海报张贴在各个教学楼下做宣传预热。
我本来想请他来拍摄，他却说，高二忙着学习，让我找龙元婴帮忙。
我悉数听取了他的建议。
按照惯例，我们应该在一个食堂里齐唱校歌，我便和他初步敲定在方形二楼的食堂。
没想到那天中午，我刚走到食堂门口的大台阶前，就看到他和龙元婴在摆弄音响和三脚架。
我走过去问，他说食堂人太多了，临时改到食堂门口的台阶吧。
那天还出了个小插曲，就是本来说的是十二点二十开始，但十八分的时候我看人到得差不多了，就开始放音乐了，没想到还有人在智通楼的斜坡上，听到音乐就一路狂奔，把自己塞进队伍里。
后来他们怪罪我，怎么提前开始了。
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是不能提前的。
本来我们设想着当天能剪辑好导出来发给十四中，但似乎因为宿舍晚上熄灯断电，而导视频需要巨大的电量，龙元婴的电脑在宿舍快要没电了。
我安慰邓子丞说，我们不急着今天晚上导出来，他却还是坚持。
他不知道怎么搞到了宿舍的假条，从他们年级的男生宿舍出来，走到我们年级的男生宿舍楼下，和龙元婴从宿舍窗口交接了电脑，直接回了家。
我就站在我们宿舍一楼的窗口，伸长了脖子，看着黑暗中那个有些笨拙的身影跑过去。
直到他消失在我视线范围的尽头，我才慢慢走回宿舍，心里被一种强烈的情感占据。
永远热情，永远执着，永远义无反顾地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即使外界阻隔——这就是我喜欢的那个邓子丞啊。